2014年10月20日，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在京再次发布“中国煤控项目”的研究成果：《煤炭使用对大气污染的“贡献”》。
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向媒体介绍了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传统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及PM2.5浓度等方面，定量分析了煤炭直接燃烧和与煤炭使用密切相关的各工业过程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比重接近70%，远高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均值。到2013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已占到全球煤炭消费总量50.3%，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4.2倍和6.7倍。煤是高污染高碳的能源品种。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公众健康和温室气体问题。根据《中国气候公报》统计数据，由大气污染导致的全国年均灰霾（不同于自然条件导致的雾现象，主要是人为排放到空气中的尘粒、烟粒或盐粒等气溶胶的集合体）日数随煤炭消费总量的变化增加明显。2003年以前，中国年均灰霾日数均低于常年值9天，但是2004年以来增长迅速，年均值达到12～20天；2013年中国年均灰霾日数高达36天，全国范围内有20 多个省（区、市）出现了持续性灰霾。除了巨量的生产和消费，中国煤炭消费的分布、结构及技术水平等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
中国的煤炭在使用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对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一次PM2.5和汞等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因煤消费（煤炭直接燃烧 + 煤炭使用直接相关的行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排放量。据2012年的数据，因煤消费的一次PM2.5、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62%、93%和70%。
作为灰霾天气的罪魁祸首，PM2.5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各类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PM2.5，也有来自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化学转化所形成的二次PM2.5。煤炭使用对污染物排放量的高贡献率导致煤炭成为了中国PM2.5污染最重要的来源。在全国层面，煤炭使用对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约在50%至60%之间，其中的六成来源于煤炭的直接燃烧，四成来源于伴随煤炭使用的重点行业排放。总体而言，煤炭消费的强度和PM2.5的浓度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表明煤炭消费对PM2.5浓度高值区域的污染有较强贡献。另外，跨区域传输对重点区域、省及京津冀典型城市的PM2.5污染均有显著贡献，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及成渝城市群PM2.5年均浓度受区域外省市的贡献分别达到22%、37%、28%、14%；海南、上海、江苏、浙江、吉林、江西等省PM2.5年均浓度受省外源贡献超过45%；北京、天津、石家庄PM2.5年均浓度受省外源影响分别达到37%、42%、33%。重点区域内各省市PM2.5存在显著相互影响，且受区域外污染源影响大，说明了区域联防联控的重要性。
就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而言，煤炭消费也是主要根源所在。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中，前者占比为90%左右。根据IEA对于全球和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分析，煤炭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在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比长期维持在80％左右。与此相比，全球煤炭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在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比长期稳定在40％左右，仅为中国的一半。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与燃煤过程相关的污染物排放削减一直是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减排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中国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开始得到控制。但是，煤炭消费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抵消了一部分减排的成果，而先进减排技术所带来的减排空间和减排潜力逐渐变小。为了实现空气质量的有效改善、PM2.5浓度的降低和达标，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大幅降低与煤炭使用过程相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会专家强调，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应作为《大气污染防治法》赋予各级政府的权力之一，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